编者按：数字平台从平台模式向平台生态进化，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新动能。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欧阳日辉副院长在《改革与战略》发表署名文章：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理与路径，对平台生态在数实融合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该文刊发在《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1期第1-22页

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理与路径

（欧阳日辉）

摘要：数字平台从平台模式向平台生态进化，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新动能。平台生态的形成和演化创造了平台生态价值。平台生态具有双边市场效应、网络效应、价值乘数效应等，有利于促进平台生态价值提升、协同共创和跨界创新，实现平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与价值共享。实践中，平台生态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了新业态新模式、丰富了数字消费场景。平台控制力的强化又会诱发平台的垄断倾向，因此引导平台生态良性、向善发展需要构建具有复杂适应性的治理机制，通过私权自治和公权干预两条进路，推进平台生态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关键词：平台生态；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平台经济；融合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与治理协同互促机制研究”（22&ZD07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影响与治理路径”（21&ZD196）。

作者简介：欧阳日辉（1973—），男，湖南宁远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提出了“两个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理论界和产业界在讨论“数实融合”时，没有明确区分两个“数”，经常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混合使用。政策中的“数”既可以指数字技术，也可以指数字经济^[3]。本文中的“数实融合”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部门带来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4]。数字平台兼具市场和企业的功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最常见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5]。数字平台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网络效应，平台经济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应运而生。基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平台经济，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实现各个生产部门跨界融合、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边界消融，可以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进行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在平台经济中，原有的产业和产业组织活动被重塑并整合纳入到平台的运行逻辑中，平台组织与非平台组织之间形成支配—依赖关系，塑造了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6]。在我国，平台经济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7]。所以，做强做优做大平台经济，既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支点，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平台经济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渗透、融入和应用到实体经济各领域全过程，通过优化发展消费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通过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有效带动中小企业联动创新^[7]，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全球平台经济呈现多元化延伸和多场景延展、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能力增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重要场景等特征，平衡自身经济利益与平台生态价值的关系成为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8]。大型互联网平台逐步走向“生态化”，依托平台生态，通过平台力量对市场产生影响。构建复杂而庞大的平台生态，与各类主体实现数字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实现利润增长和价值创造，成为大型数字平台发展的主要战略。人们开始关注数字平台的市场行为、组织关系和生态治理等问题，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认知角度也逐渐分化。一方面认为，平台规模的扩大使得平台组织结构、交互关系和价值创造模式发生改变，平台的定义向“生态系统（ecosystem）”靠拢；另一方面认为，平台扩张增强了自身控制力，巩固了其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对市场生态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将其形象地形容为“数字守门人（digital gatekeeper）”。

平台生态建设对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构建平台生态，平台企业可以与其他参与方共享数据、资源和市场，共同创造价值、共享价值和收益，实现平台商业模式的优化和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平台资本的无序扩张给数字生态带来了严重影响。部分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平台时遭遇了算法合谋、“信息茧房”和信息采集的“强制自愿”等情况，福利遭受了损失。因此，政府在肯定与重视平台企业在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和繁荣有序的产业创新生态等方面的作用的同时，应引导建立公平竞争、包容发展、开放创新的平台生态。数字平台和平台企业应构建拥有共同使命和愿景的平台型生态体系，通过数据聚合、算法优化和用户交互，围绕数字平台形成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打破产业和企业组织边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生态化转型，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

已有研究讨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生成逻辑^[9]，分析了中小企业通过嵌入平台生态系统参与价值共创的影响^[10]，认为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是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通过竞合互动和资源整合而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11]。不仅是数字平台要发展平台生态，还有学者提出，传统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必须树立数字平台生态观，在数字化情境下建立与自身资源相匹配的数字平台，确立独特的平台市场定位以及扩大平台的网络规模，进而形成与利益相关者相关联的数字生态系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以及确立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来建立持续竞争优势^[12]。学术界已有不少关于平台生态的讨论，但是，平台生态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有什么关系？能否构建一个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平台生态？如何以平台生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鲜有文献研究这些问题。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技术—数据—生态分析框架，明晰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价值创造的理论机制^[3]；然后，基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循环”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13]。本文拟通过探讨平台生态的内涵、形成和演化，分析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理与路径，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平台生态的内涵、形成与演化

大型数字平台与一般的数字平台不同。从字面意义上看，二者的差异在于规模。然而，这种规模的鸿沟并不是资源的盲目整合和多业务场景的简单并联就能弥合的，换句话说，数字平台逐渐演化成大型数字平台的过程是动态的、层级化的、生态性的。此时的大型数字平台，更像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我们称之为平台生态。

（一）平台生态的定义与内涵

平台生态概念是由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和平台概念交融产生的。平台生态在包含平台、开放战略和用户创新战略的“保护伞”结构下^[14]，通过一系列的设计规则和治理机制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分布式协作和累积性创新^[15]。平台生态理论从商业生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切入点，这源于“虚拟价值链”的提出。区别于应用在物理市场中实体价值链的价值创造活动，虚拟价值链将信息视为增值过程的支持要素，通过差异化的信息价值增值过程在虚拟市场空间中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构建从收集、组织、挑选、综合到分配信息的价值矩阵，实现虚拟价值链和实体价值链的跨链融合共生，从而为参与者创造新产品、新市场、新价值^[16]。因此，平台生态是一个具有基础设施秉性、发挥双边市场供求匹配功能、去中介并同时再中介、有效链接双边或多边主体、以数据为核心资产和竞争力的复杂生态系统^[17]。本文将平台生态界定为一个以信任关系为共创基础，以元平台孵化为共创引领，追求跨边界的价值共创的组织形式。从这个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平台生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竞争策略动态化和平台边界动态化。在平台情境中，平台边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平台的市场边界，即平台的业务范围；另一个是平台的资源边界，包括应用程序接口（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标准化的操作界面、规则和协议等^[18]。平台会根据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与平台生态的发展态势，动态调整具体的竞争策略，减少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性响应。一方面，平台通过包络和合作的方式，拓展其市场边界。比如，利用共享的用户关系和公共组件，实施平台间的功能捆绑^[19]，不断开辟新的业务场景；通过链接其他平台，加强高质量的互补性业务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市场覆盖等。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提高边界资源的开放度，提升生态系统内外的交互水平。比如，通过低价或者补贴软件开发商，吸引更多有价值的异质性互补者参与到平台中；通过降低生态系统中心性水平，提高组织结构模块化程度^[20]。标准接口降低了技术、产品与业务上的横向依赖关系与交易成本，为新的平台潜在进入者提供了模块化支撑，拓展了原有生态系统的业务模式和功能边界。

第二，普惠性。平台生态作为一种元组织，具有成熟的社会化复制模式，并通过平台的链接手段实现价值传递。通过“行业拓展+上游溯源+战略布局”的社会化复制模式，元平台能够将成熟的解决方案与经营用户集群的经验进行跨行业、跨领域、跨边界复制，进而有效提高创新扩散广度和扩散效率^[21]。在此过程中，平台以平台生态发展福利最大化而非单一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通过资源编排为生态中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创造所需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现了平台生态的普惠性特征。

第三，共生性。根据共生理论，共生关系包括竞争、寄生、偏利共生和互利互惠四种类型^[22]。平台生态存在三个层次的共生系统。第一层次为平台生态内部参与者间形成的共生系统。该层次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共生关系，其在一致的价值共识与平台的信任背书下，形成共同专业化（Co-Specialization）的协作。例如，即使脸书的关联子平台——Messenger、Instagram、Portal、Novi等属于同类业务的子平台，也能通过平台生态位的协调，基于数据资源提取差异化的需求，对子平台进行功能细分和定位，引导其由竞争关系转向互补关系。第二层次为元平台与子平台间形成的共生系统。此阶段的共生关系随着平台生态的演进逐渐由偏利共生向互利互惠转变。子平台既可以从自身具备的资源与诉求出发，经由技术接口，从元平台的生态资源池中获取“养分”，扩大自身网络，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反馈，实现利己与利他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的统一^[23]。第三层次为平台生态与其他市场主体形成的共生系统。这里的其他主体包括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政府、社会组织等。平台与其他竞争者为竞争性的共生关系，对此，平台生态表现出封闭性与对抗性，并通过平台领导力实施封禁行为，使得数字资源由非排他性转变为排他性，削弱对手的竞争力。而政府与平台生态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一方面，平台生态丰富了政府的组织结构，通过发展开源生态系统，持续支持开放数据平台建设，解决了数据重复开发、标准不一、技术迭代慢等问题^[24]；政策倾斜引导和助推了平台发展，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政府在税收收入和就业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平台势力无边界增长可能会造成权力越位，与政府公权力产生冲突。

（二）平台生态的形成与发展

结合佩雷斯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摩尔（Moore）的商业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理论^[25]，我们将平台生态发展的过程分为诞生、扩张、领导、自我更新四个阶段。

在平台生态的诞生初期，平台逐渐形成自演化的能力，但是尚未形成层级架构。由于平台市场竞争具有市场共同性与资源相似性，为了赢得市场，平台的竞争领域从单一的产品价值逐渐扩展到关联性的服务价值，向平台生态演变。为了激活平台的网络效应，平台生态需要通过价值共识的构建与引领机制来吸引利益相关者，其核心是差异化的组织身份构建，包括由平台架构和平台范围决定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组织架构设计影响到平台的核心功能和技术支撑能力，而服务范围关系着平台的市场定位与市场影响力^[26]。通过平台的身份构建，能够聚集具有一致目标导向但又结构松散的合作者，通过互动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27]。此时，生态开始出现内生的演化动力，即平台参与者之间表现出交易的互补性。消费者、生产者和服务者等行为主体及其关联主体彼此需要，并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平台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价值活动位置，接受服务或提供服务^[28]。

在平台生态的扩张期，其架构逐渐完善。在有限资源和技术架构的支撑下，平台的用户积累和价值创造都会趋于饱和，这是由外部环境的复杂性造成的。一是过去形成的惯例、逻辑、规则对资源流动性的束缚，二是完成一个特定任务、创造一个特定价值需考虑的需求、供给等方面的资源依赖性对资源协调能力的挑战^[29]。当资源的潜力被发掘完毕或者系统中产生新的需求时，就会促使生态系统对内部的产业架构和功能进行调整。因此，根据组织架构中“环境—战略—结构”的理论逻辑，平台需要通过完善其组织架构，包括可以横向并嵌套的互补性平台数量和可以往下细分的平台层级，来培育支撑其适配外部环境复杂性的能力。随着平台生态的逐渐层级化，除低层级中交易的互补性外，在更高层级中，不同功能的子平台间也存在着功能的互补性，即为平台生态提供互补性的产品、服务和技术，不断丰富平台生态的组件与功能，进而形成具有聚集特性的复合平台系统，再进一步与具有关联特性的其他平台系统形成协同互补，从而强化平台的价值影响和扩展力。这种简单主体的集聚和相互作用，会涌现复杂的大尺度行为，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介主体（meta-agents），再经过集聚形成介介主体（meta-meta-agents），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形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平台层次组织^[30]。平台的互补性随着层级的叠加而不断强化。平台的高位互补性能够扩大平台的可接受范围，缓和平台的独特性和用户增长之间的关系^[31]，此时，为了保证每个功能层的种群都能够占据足够宽度的生态位，平台需要拓宽生态位并扩大生态系统资源总量^[32]。因此，平台生态采取兼容开放的手段，控制生态内部间与生态内外资源的连接协调，解决资源流动性与资源依赖性问题，实现边界资源调优。一方面，当新的架构设计与过去形成的惯例、逻辑、规则相冲突时，如何协调用户从线下转向线上经营的转换成本影响着平台的用户吸引力，一旦有一侧的用户不愿意接受新的价值主张，用户杠杆就无法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实体资源往往存在特定的用途，这意味着为其寻找互补性资源的难度与成本都要远高于数字资源，如果平台不具备整合多种互补资源解决方案的能力，大量资源就会被锁定在某一层级中，那么资源要素杠杆也就可能失效。基于此，元平台可以根据使用对象设计交互界面的功能，通过API或者SDK对平台界面的功能进行拓展和延伸^[33]，通过“链群”协调跨专业、跨行业、跨平台边界资源的生成，以支持子平台与小微企业围绕场景性需求构建跨域小微生态圈^[34]。

在平台生态的领导期，通过生态位协调，平台生态形成相对稳定的自组织演化与交互演化态势。除了能够不断完善互补性平台嵌套，平台领导力还体现在平台战略的部署、平台企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决策以及对平台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类型选择等方面^[35]。一方面，平台通过核心业务与产业架构把握着自组织的演化方向，为内部价值创造提供合理的集体认知方案和有序的组织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平台通过责任治理机制管理参与者行为，协调生态中利益相关者的竞合关系，维持自组织的稳定性。依据参与者所处的生态位，从制度层面和能力层面建立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共治机制与动态治理机制，采用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制订个体、情境与系统“三管齐下”的全景式治理方案，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的立体式治理方略^[36]。同时，平台生态系统还需要适应外部技术的变迁和产业环境的变化，因此表现出动态竞合的趋势。深度数字化的主要特征包括技术范式从PC端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演进，技术变化更加非连续、不可期，这使得行业边界更加模糊，跨界约束逐渐弱化^[23]。随着竞争领域的转移和市场边界的重新定义，平台生态会面临来自原有领域之外的威胁^[26]，迫使平台不断审视其竞争环境，调整平台战略与架构和产业互联网环境的适配性，从而提升其价值维度，从破界、跨界向无边界创新竞合不断演进。

在平台生态系统的自我更新期，会由元平台单向赋能子平台逐渐转向多边共创、协同演进的层级协同网络。由于元平台与子平台的权力不对称，在互补的子平台依附元平台的技术与资源实现依附式升级后，子平台会面临互补性和依赖度的权衡。随着子平台自主性和话语权的增强，其会通过调整在平台中的互补组件供给方式，控制其在平台上的嵌入程度^[37]，或者利用多边关系作为外部选择来保持讨价还价的能力，改变与平台企业的二元关系张力^[3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子平台就会脱离平台生态，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作用力反哺元平台，为生态系统的演化注入新的动力。此时，平台生态趋向于一个串联价值长链的稳定系统，各主体既关联又独立。平台的领导力支撑各互补性子平台独立地创造价值，且能够以低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或者通过互补性需求将高交易成本在平台生态内部实现均摊。而平台通过打造“内分外合”（内分工+外分形）的组织内外共生实现方式，能够获得大系统效率与新价值空间，实现更大范围内系统效率与系统价值的自进化^[39]。互补性子平台能够通过协调特定情境下的参与者的互动和资源的交换，防止用户杠杆与资源要素杠杆失效，并在其市场范围内进行自适应学习和资源交互，从而触发新的扰动因素，再通过杠杆进行层级传递，推动元平台进行生态系统的成员更新与结构调整。同时，随着平台领导力的增强，其影响不再局限于平台生态内部，而是逐渐扩展到整个市场中，通过形成寡头垄断尽可能掌控市场。比如，通过平台领导力实现对互补性资源的垄断和排他性占有，使得互补性资源留存在平台生态中，在不同层级中传递复用；或者间接地弱化异质性参与者的多归属性，增强参与者对本平台的黏性。通过切断其他平台的成长路径，削弱竞争对手可能带来的威胁，最大限度减少市场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三）平台生态中价值共创关系的演化

平台生态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交换价值发展到了新阶段，而且创造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价值，改变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起始点。这种改变可以归因于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工业技术支持无差异价值（加工价值）的创造，依赖于组织化、产品化的大规模协作产生效能。而数字技术则聚焦于差异化价值（服务价值），信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内生化使得服务向生产性活动转变，相对于制造的标准化加工，差异化价值在质量（供求差异化）、创新（供给差异化）和体验（需求差异化）等非标准化的活动方面产生更高的附加值^[40]。附加值的产生改变了价值的内涵，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阐释数字平台及其生态创造的价值，本文称之为平台生态价值。

平台生态与价值共创网络在彼此作用下向纵深发展，驱动着虚拟价值链和实体价值链的双向融合。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平台生态需要对实体价值链进行模块化解构，提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链环节，再以价值共创关系重新连接，发展演化为场景化、层次化的系统架构；虚拟价值链的价值矩阵需要通过价值共创网络作用于实体价值链的服务和生产过程，实现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价值增值，在此过程中，价值共创网络的深度关系着价值共创关系的价值转化效率（见图1）。

价值共创关系在平台生态中逐渐发展为多维度、动态的共生关系。价值创造活动脱离了工业经济下的“原子型”实体组织，以平台生态为核心形成多领域、多主体、虚实结合的价值共创网络；在交互、创造、获取过程中的价值溢出，也使得平台生态从相对稳定的自组织演化与交互演化向无界化态势发展。第一，平台和参与者间发生互利的共生演化。子平台通过拓展功能互补性以协调特定情境下的参与者互动和资源交换，增强平台生态内部的互补性动力。而平台领导者通过战略部署，把握着自组织的演化方向，为内部参与者的价值创造提供有序的集体认知方案和组织社会化过程。第二，平台与参与者间发生竞合的共生演化。随着子平台自主性和话语权的进一步增强，其面临着互补性和依赖度的权衡。为了增强业务独立性，子平台会通过调整在平台中的互补组件供给方式来控制其在平台上的嵌入程度^[37]；或者利用多边关系作为外部选择，增强与平台领导者间讨价还价的能力。此时，平台领导者需要依据参与者所处的生态位进行分层次和跨层次协调，以维持自组织的稳定性。第三，平台生态内外表现出竞合的共生关系，推动着市场生态圈进行动态的交互演化。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动力不仅能够使其不断地从外部获取资源，而且能够推动竞争领域的转移和市场边界的重新定义，使平台生态系统面临来自原有领域之外的威胁，从而刺激平台生态提升其价值维度，从破界、跨界向无边界创新竞合不断演进。

三、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理

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分为共创和共演两个演进阶段。起初，平台参与者与平台所有者属于非对称的互惠关系，各参与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较高，依附平台的知识、技术、数据等无形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升维成生态子平台，培育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而平台在帮助和带动参与者成长的同时，也能够不断地从中汲取能量，实现自身的生态扩大。随着互补性子平台独立性的增强，平台和参与者之间的单向赋能关系逐渐转变为多边协同共创，非对称的互惠关系逐渐向对称的互惠关系转变。互补性子平台的自主性和话语权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够在平台生态演化乏力时，为平台生态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原有生态系统的价值更新。平台生态通过双边市场效应、网络效应和价值乘数效应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双边市场效应促进平台生态价值提升

双边市场效应能够增加生态参与者基数，帮助参与者实现价值创造。双边市场效应不止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中，但它是互联网平台的典型效应之一。双边市场效应指的是平台可以通过向市场一方收取更多的费用，同时降低另一方支付的价格来影响交易量^[41]。它发生在不同类型的用户之间，如淘宝的卖方和买方、游戏平台的游戏开发商和玩家。以微软为例，平台通过低价或者补贴软件开发商进入，并通过交叉网络效应收取较高费用以获取收入。其目标是产生“横向”网络效应：如果平台供应商能够吸引足够多的补贴侧用户，那么货币端用户将支付高昂的费用来接触它们^[42]。随着用户的增加，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互补者参与到平台中，从而丰富平台内容和互补多样性，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提高该平台对用户的价值^[26]。而在平台生态系统中，双边市场效应不局限于单一平台内部的互补性，还体现为平台生态中不同子系统的嵌套互补。尤其是在各子平台属于上下游关系的强互补性平台生态中，新的互补性生态子平台需要依附于平台生态提供的模块化支撑，其反过来也拓展了原有生态系统的业务模式和功能边界。数字化促进参与者与平台企业的分工重构，平台赋能意味着参与者可以减少底层技术的资源投入，聚焦行业专属能力培育，占据细分赛道，升维为业务子平台，进而与更多平台合作，形成“多维平台嵌套”的生态结构[43]。

（二）网络效应实现平台生态中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共创

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而言，平台网络的价值和平台生态所创造的附加值是边际递增的，也是平台价值杠杆的体现。网络效应与双边市场效应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交互用户的类型。双边市场效应无法体现同边用户的交互价值，比如淘宝中不同卖家之间通常不进行交互，甚至同类型的卖家增多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在网络效应中，同类型用户的交互同样可以为平台带来价值的增值，比如脸书、百度这类社交软件和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的价值创造潜力主要取决于四个相互依赖的维度：效率、互补性、锁定性和创新性^[44]。对于平台来说，用户节点的积累和锁定是平台发挥网络效应的基础，这也契合海尔集团董事局原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提出的“用户乘数”概念，即以产品为载体创造用户价值（见表1）。

平台的价值增长与网络效应有关。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可以用来衡量平台生态中信息共享带来的效用价值，网络的总效用价值可能随着节点数的增加而出现爆发式增长^[46]。此外，平台生态中关联业务与基础业务属于同类型的子平台间也存在跨平台的网络效应。跨平台的合作能够使企业在与多用户交互过程中获得的海量信息得到并联，服务新的需求与场景，实现产业架构重组，为各方带来新的增长^[47]。价值的非线性增长便来源于互补性资源的积累到潜力的释放这一关键环节。而跨平台网络效应捕捉到了价值创造需要多种互补性资源支撑的特征（即任务的复杂性）^[48]，从而促进多平台的生态协同，经由平台的用户需求识别、资源搜索、资源转化及资源配置四个环节^[49]，实现价值共创。社群生态圈实现的生态利润便是积累在产品价值与用户交互价值和用户共创价值上的乘数放大，这种强大的网络效应不仅增强了平台生态的凝聚力，而且有利于资源的跨平台传递与循环，为平台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三）价值乘数效应推动平台生态的创新边界突破

价值乘数效应能够增强参与者的创新能力，推动平台生态的创新边界突破。大型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乘数效应主要依赖于平台资源要素杠杆。价值乘数效应主要是指平台通过提供服务、工具或技术，让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可以用来提高自己的业绩^[50]，这些服务、工具、技术等资源要素能够通过平台的架构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中共享与复用，其价值得以最大化释放。这种价值的乘数放大不仅能惠及平台中的利益相关者，而且能实现平台的价值增值，形成良性的共生与循环。以技术资源为例，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过渡所创造的知识和平台上共享的知识是两个重要因素^[51]，通过数字技术将共性技术知识代码化、组件化和模型化，促进知识的复用、共享和价值再造，同时推动不同企业主体的创新资源要素的泛在连接、弹性供给和高效配置^[52]。如微软的低代码开发平台Microsoft Power Apps是无需编码或通过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的开发平台，终端用户可以使用易于理解的可视化工具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而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又反过来丰富了微软的应用程序库，增强了微软系统的竞争优势。大型互联网平台通过资源要素的共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行业的创新潜力，发掘行业的创新空间，创造出原来领域从未有过的新价值。

四、平台生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

平台生态搭建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桥梁，大型数字平台基于双边市场效应、网络效应和价值乘数效应，通过平台生态赋能实体经济，产生正反馈效应。

（一）平台生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和溯源体现了平台生态市场下沉带来的普惠效应。平台生态的业务场景逐渐深入乡村，通过技术优势激活了区域的比较优势潜力，带动了当地产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居民就地就近就业，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据我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计算，参与数字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居民16.57%的家庭收入，其中，参加数字活动提升了农村居民22.20%的家庭收入，显著高于城镇居民（7.57%）^[53]。2021年，我国各地区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均出现正向增长，其中华南地区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24.8%，西北地区同比增长23.0%，位居第二^[54]。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1.99万亿元，同比增长4.9%^[55]。

部分平台生态在消费端的架构设计已经较为完善，其在向生产端拓展服务场景的过程中，深入基层农村市场，赋能农业数字化发展。目前，以链式为价值共创网络的平台生态致力于构建产供销协同一体化的农村电商生态链，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拓宽地区销售渠道、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服务水平等方式帮助农民生产和销售农产品，将农村产业发展的成果转化为财富增量，带动地区普惠（见表2）。

在此过程中，可以利用其他子平台的次级逻辑，实现金融服务能力的迁移与技术资源共享，通过跨场景的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用户群端到端的金融需求。比如，蚂蚁金服结合技术层的“大山雀”卫星遥感信贷技术，通过光谱识别农作物，预估固定范围内农产品的产量和价值，并测算出相应农户适宜的贷款额度与合理的还款周期，提升农户获贷率。自2020年正式商用以来，“大山雀”已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大产业，帮助150多万种植户获得数字贷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56]。通过平台生态的高密度节点进行直达式的多点对接，实现全国50%以上县域数字贷款村村通，提高“三农”用户的首贷、信用贷比例，帮助农村就业创业者解决创新创业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

而将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模式与特色产业、县域经济等创新融合，有利于带动困难地区劳动力就地就业创业，将当地特色产品打造成产地标签，以头部的品牌效应培育产业带的经济增长极，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例如，2022年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达到182亿元，同比增长19.6%，年包裹量再次超过1亿件，实现出口8300万元，同比增长61%^[57]。同时，通过菜鸟物流、社区电商等新模式，将农产品上架本地生活平台，在最靠近消费者的地方销售，大大拓展了农产品的销路。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5313.8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较2021年提升6.4个百分点。^[58]

（二）平台生态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除了对共性技术突破及核心制造装备的供给，平台生态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集成式的创新资源，通过跨业务场景的技术交互实现对前沿关键数字技术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比如，基于海尔的开放式创新服务平台HOPE（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推出的卡萨帝C6 名厨烤箱，利用汽车工业领域的水汽浓度感知系统，来感知烤箱内温湿环境变化，同时通过算法控制实现自动化控温；采用军事和列车制造领域的“气悬浮无油动力技术”，制造出达到细胞级养鲜的卡萨帝冰箱；使用高铁上的光等离子体技术，对食材进行常温消毒。^[59]通过集成化的技术簇群，实现跨界技术的融合互用，逐步形成标准化的组件集成与共享体系，从而实现从技术聚合向市场聚合发展，提升业务数据的联动价值和生态创新服务质量。2021年，我国27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绘制的IIP27指数（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Development Index）显示，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汇集指数较高，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知识沉淀向纵深发展，随着应用场景多元化发展，平台服务能力稳步增强（见图2）^[60]。

对于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者来说，平台生态的价值贡献在于为其提供云化、软件运营服务（SaaS）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促进从研发到业务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研发知识和要素共享，提高创新创业能力。近年来，腾讯云、阿里云以及国内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围绕“IPv6+”布局网络创新体系，融合SRv6、网络切片等内容的协议创新，网络分析、智能调优等技术创新，5G承载、云网结合等业务创新，通过行业间投入产出联动关系，引起各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预计2021年至2025年能够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75.3亿元^[61]。2020年4月，蚂蚁推出“开放联盟链”，包含区块链即服务（BaaS）平台、溯源平台、多方安全计算平台等核心产品，能够为供应链金融、跨境汇款、数字资产流转、公益慈善、版权等40多个场景提供应用解决方案^[62]。截至2022年4月，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工业企业超244万家，连接工业设备139万台套，汇聚工业App2.2万个、工业机理模型2476个，聚合生态伙伴6600家^[63]。

此外，平台生态的应用服务水平不仅体现在基于资源共享性的多业务场景的数智融合，而且通过小微创业与生态链群模式，基于服务对象业务痛点为其提供技术能力、数据集成、市场推广等针对性的适应化创新，使技术配置的商业模式更为灵活，实现一对多式的数字化服务供给。工程仿真供应商Ansys使用微软Azure Digital Twins和Azure IoT Hub，将其仿真软件无缝集成到实时物联网解决方案中，从物联网（IoT）传感器中通过IoT中心收集的实时数据和其他数据点（如历史性能数据）的组合生成高保真数字副本，不仅提高了性能，而且降低了维护成本。以阿里云为例，其以“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为品牌定位，服务于多场景、多样化的中小微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见表3）。

（三）平台生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1．培育新业态平台（零工经济、灵活就业），拓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渠道

平台生态在带动就业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通过培育新业态形成互联网社群，并基于社群提供的信任关系实现创业和就业的低门槛、广覆盖，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技术失业率，从而形成更强的就业创造能力。据测算，每1元交易额在生活服务类电商平台能带动的就业机会是实物电商的5倍左右^[64]。平台生态催生的新业态还削弱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性别歧视，为其市场洞察和感知等软技能寻找到了匹配的“情绪劳动”职业，提升了弱势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表现。《2022中国女性数字平台就业发展报告》估算，2022年女性通过数字平台就业的人数已超3800万人^[65]。

此外，平台生态还能够联合多层次的生态伙伴，打造联合的就业创业解决方案，推动就业供需对接，激励低技能劳动者提升个人素质，突破财富代际分配的限制。例如高灯自由薪作为一个数字化人企商业协作服务平台，为企业复工复产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提供智能匹配、流程管理、信用评价、成长体系、金融服务、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服务生态数字化服务，曾在48小时内成功为深圳宝安区近90家企业提供网络招聘服务，涉及467个岗位、19667人^[66]；美团累计培训超过3000万人次，输出课时超500万小时，覆盖全国455座城市，未来10年内，将与国内1000所职业院校达成合作，带动1亿名生活服务从业者向数字化发展^[67]。

2．共享平台生态：整合社会闲置资源，构建参与者利益联结机制

平台生态在调动间接的、潜在的生态合作伙伴间的价值共创关系上的优势有助于其开拓新的利基市场，培育多维度、多场景的交互场域。2022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8320亿元，同比增长约3.9%，其中，生活服务、生产能力、知识技能三个领域的共享经济市场规模位居前三^[68]。总体上来看，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较快，虽然由于特殊原因线下消费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但是知识技能、医疗共享等无需线下活动就能完成交易闭环的领域的市场规模仍保持大幅度增长（见表4）。

共享经济的核心在于激发平台生态内部参与者间的彼此交互与赋能，通过资源共享和体验共享等方式实现价值创造。一些基于消费体验共享的“探店经济”等新业态的出现，结合线下的实际体验，刺激了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反而能够通过线上场景与线下场景的共生，给线下带来新的发展红利。

此外，在平台生态的技术和资源支持下，共享型的实时互动产业蓬勃发展，催生了线上办公、线上医疗、在线教育等新模式。2021年，在教育、医疗、金融、企业通信等行业的近万个应用程序中，包含实时互动的音视频技术模块的应用程序仅有1%，而2021年我国实时互动服务规模达77.13亿元，应用程序市场实时互动的渗透率已经超过30%，预计在2025年超过50%^[69]。基于网络直播生态，视频会议、共享文档、协同开发等SaaS类协同办公产业链加速完善，在大幅提高办公效率的同时，帮助企业实现持久式的数字化改进。2022年我国视频会议行业市场规模达168.2亿元，同比增长13.5%，预计2025年其市场规模将达到304.1亿元^[70]。平台生态提供的数字化服务模式也推动了服务均等化、惠民化的推广普及。2022年我国数字教育市场规模达3620亿元，同比增长12.42%^[71]。

3．网络直播丰富平台生态

直播电商属于平台生态下多媒体与电商行业融合的新业态，极大地促进了生态参与者间的交互，缩短了供应链和需求链，既减轻了商家的资金回笼压力，又使用户获得了更大的让利空间，并从沉浸式的购买体验中产生了获得感。目前，直播电商生态处于高速发展期，通过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加速渗透社会消费品与网购市场。2022年，我国直播电商用户规模达4.73亿人，同比增长10%^[72]；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人，成为网络视听第二大应用^[73]。

网络直播平台覆盖电商、数字内容等领域，实现了参与者的生态互联，并为其价值创造提供了专业服务、红人孵化、技术支持、流量分配等配套服务，通过直播业态为参与者就业创业提供了低门槛的发展机会（见表5）。此外，互联网企业还通过积极的外部合作，集中各方优势资源。如2020年6月，京东与快手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内容平台与电商平台的优势互补共建优质商品池，快手3亿人以上的日活跃用户数和粉丝社群为商品销售提供了较高的订单转化率，而京东将“自营”商品库完整开放给快手，提供配套的211配送、售后等电商服务能力。

（四）平台生态丰富数字消费场景

1．广泛连接和挖掘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拓展产品生态边界

平台生态利用不同业务场景积累的用户数据，对基于数字化社交的各类兴趣圈层进行细分，充分激发了服务消费的市场潜力。饿了么通过对下午茶品类发展指数（Afternoon Tea's Category Development Index，ATCDI）的测算发现，我国下午茶市场尚属蓝海阶段，商户端下午茶市场梯队已经初步形成，可以通过智能化，打通堂食+外卖+自提+电商+商超的“人货场”全链路全场景；通过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供应链整合，形成便民生活圈；将主战场逐渐转移到三四线城市，促进内需提振和消费升级，释放下沉红利^[74]。此外，各平台企业还在进一步扩大产品受众，关注弱势群体的信息无障碍，推行数字化应用的适老化改造。比如，京东、淘宝、拼多多上线“长辈版”“省心版”等无障碍模式，推出“老年专区”等功能；联通推出“畅听王卡”，提供“无障碍人工智能（AI）通话服务”；优酷上线国内首个无障碍网络视频平台，与中国盲文图书馆合作打造无障碍剧场等。^[75]

在扩展现实（XR）、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3D演算等技术的推动下，元平台有望催生新的产业生态和数字应用形态，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服务消费的角度赋能以居民为中心的智慧生活圈的构建。预计我国AR/VR市场5年内（2020—202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保持在大约47.1%的水平^[76]。预计到2028年，全球间虚拟试衣市场规模将达到154.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000亿元，这意味着该市场在2021年至2028年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5.2%^[77]。目前，各大互联网企业积极开展生态联合，协同政府推进“端、边、云、网、智”建设，成立5G新型智慧城市联盟。截至2021年10月底，以城市信息模型（CIM）为核心的数字孪生城市相关投标项目和投资总量增长迅速，从2018年的2项增至149项，总费用超30亿元^[75]。2020年4月，饿了么首个外卖智能柜在上海静安区太古汇投入使用，其综合应用了AI、IoT、近场通信（NFC）等科技手段，创新建设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既保证了外卖送达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又便利了无接触配送管理^[78]。2018年12月，阿里巴巴首家全场景人脸识别的科技型酒店菲住布渴上线，其汇集了阿里旗下多个数字生态的核心技术能力，实现了财务结算、对客服务、办公协同等全场景的数据互通。百度地图在上海南翔印象城MEGA打造了集智能停车与商场导航为一体的智能停车系统，通过信息融通实现了车位预约、入场分配、反向寻车导航、一键缴费等一系列智能购物停车功能，提高了城市静态交通效率。

2．打造数字创意产业生态链，丰富人民精神生活

数字内容产业主要依赖于平台生态下多维度参与者的交互社群构建，使生态参与者彼此赋能，激发参与者创造连接价值和情绪价值。快手实施“特效生态扶持计划”，通过人脸识别、AR、混合现实（MR）等AI技术设计特效道具，促进新式创意内容流通，丰富创作生态、巩固社群效应^[79]。2023年第三季度，快手App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平均月活跃用户分别达到3.87亿人、6.85亿人，分别同比增长6.4%、9.4%；快手上互相关注的用户对数达322亿对，同比增长近40%。^[80]平台通过培育多元化的内容垂类，增强用户的创新动力，培育具有创新氛围的内容生态社群。2021年，超过130万名上传者（“UP主”）在哔哩哔哩通过创作获得了收入，其中已有超过55.7万名“UP主”加入了哔哩哔哩创作激励计划^[81]。2019年3月，抖音发起了名为“DOU知计划”的全民短视频科普行动，截至2022年抖音平台知识创作者数量突破50万人，同比增长70%；万粉以上的知识创作者整体规模增幅超过90%。^[82]基于既有的用户群体，平台生态逐渐覆盖游戏、影视视频、网络动漫、数字音乐、网络文学等领域，或者与业内头部企业达成合作、相互引流，推动了我国数字娱乐核心产业规模迅速扩大。2014—2021年，我国数字娱乐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7.6%，2021年数字娱乐核心产业规模达到7824亿元，同比增长13.5%^[83]，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数字文娱的消费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对社群内体验式消费与情绪类消费需求的挖掘，催生了一系列数字创意产业链下游的衍生业态。在数字技术的连接下，文化要素与实体场景深度融合，产生了泛产业的价值增值。腾讯的国民级游戏IP与上海豫园、洛阳应天门、黄山徽州古城等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联动使得74%的参与用户强烈感知到相关数字文化IP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洛阳、上海相关景点活动期间的客流量环比增长超过5倍^[84]。据统计，2021年，国内数字藏品发售平台有鲸探、幻核、灵稀等数十家，共发售数字藏品数量约456万件，总发行量市值约1.5亿元，平均售价约33.33元^[85]。调查显示，88.3%的受访者偏好在玩剧本杀时与朋友组队，社群效应对剧本杀市场规模的带动作用明显，2020年，剧本杀市场规模达到117.4亿元，同比增长7.0%，预计到2025年我国剧本杀市场规模将增至448.1亿元^[86]。

五、重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平台生态

平台生态是大型数字平台实现共同富裕的组织架构，而平台的生态效应是平台生态运作的机制支撑。一方面，平台生态可以通过双边市场效应、网络效应、价值乘数效应不断加强平台生态价值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平台生态也通过锁定效应和排斥效应加速排挤和淘汰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独占市场资源。也就是说，平台为了应对环境复杂性变化的另一种选择是成为市场垄断寡头，以破坏市场公平为代价，弱化市场竞争带来的环境复杂性变化。基于陈兵等的分析范式，平台生态在动态扩张过程中，会在“数据+算法”的驱动下形成多轮、多向交互，向各市场传导数据与算法优势，引发不断强化其市场力量和扩大其支配范围的“生态型垄断”^[87]。激发平台演化的互补性动力同样催化了平台的生态型垄断，平台生态的锁定效应和排斥效应导致的市场极化，是系统通过嵌套互补性的子平台，不断围绕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形成“包络”的过程。平台通过自身就完成了用户的需求产生到需求满足的过程，构成了生态型垄断。

平台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涉及的主体多元化，必须以复杂适应性系统思维构建动态的协同共治机制。因此，重塑促进共同富裕的平台生态，需要以核心平台、子平台和平台参与者为内圈，政府监管为外圈，遵循内外共演式的治理方式，建立平台生态私权自治与公权干预内外双圈层的实施格局。在平台生态中，通过多中心的治理政策竞合推动治理政策不断自我优化；在平台生态外部，政府通过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与平台产生互动，对平台履行信息管理责任施加压力，将外部互动转化为平台的内生行为^[88]。

（一）平台生态内部组织：形成多中心的私权自治

第一，提升平台的普惠自觉，主动加强用户权益保护。积极推动企业内部负责算法设计与运行的员工结构的多元化与异质化，减少由于员工结构同质化、缺少多元视角而导致的问题建构视野狭窄、资源配置与集体身份捆绑，以及算法设计与编程的系统性歧视^[89]，在提供服务时要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接入障碍，完善产品内容与表现方式，设计多渠道的服务供给方案，简化服务流程。

第二，根据平台生态中不同模块的主要功能实施差别化经营。目前，平台生态涉及业务广泛，其中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网络服务平台应该区别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其他平台，更大程度地考虑“向善”目的，通过内部适当的倾斜补贴，优化落后地区资源配置，降低群体社会公共服务的不可及性。

（二）平台生态外部环境：由政府主导的公权干预

第一，完善生态型垄断相关的法律识别与审查认定。一是考虑平台垄断的关联性与传导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础上，以“专章规定+指南+部门规章”并存的方式来构造反垄断规制体系^[90]。厘清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差别，将平台反垄断落实到具体的相关市场中，明确平台生态的反垄断处罚对象。二是结合我国平台特征，构建平台战略性市场地位的评估指标。比如，数据集、用户基础硬件设备等基础资源，公司战略和治理结构，并购双方的投资计划以及可能的促进创新效果等^[91]。三是在审查过程中，针对横向并购，可以在传统的“显著阻碍有效竞争效应”测试（SIEC Test）的流程中，考虑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针对纵向并购，可以结合举证责任思路与“创新竞争观点”（Innovation Competition Approach），考察并购双方在创新市场上的关系，以及并购对创新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92]。四是加强反垄断的跨境监管合作。继续构建基于双边备忘录形成的执法合作，以小范围的协调减少跨多国监管障碍^[93]；参考经合组织的“双支柱模式”，明确设定与划分平台经济的相应税种和税额分配等细则，并设立国际通用最低税率，防止平台通过跨境交易税收套利。

第二，破除数据垄断，完善数据安全流动机制。一是参考平台以往违规情况、平台消费者反馈评价机制和第三方信用机构评估等相关情况建立平台信用综合评价档案，根据档案对平台实施差异化监管。牵头建立公平的、共享的数据交换机制和数据存储平台。一方面，给予平台充分自主权，平台可以选择开放的数据范围和拒绝直接竞争者的接入申请；另一方面，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费率标准，允许平台对于可以开放的资源收取适当费用。二是强化数据使用的合规化管理。针对部分平台通过数据实施垄断杠杆的行为，要制定明确的数据迁移标准，严格遵循“用户授权+平台授权+用户授权”的三重授权原则，设置以用户授权为使用条件的数据流通壁垒^[94]。

第三，重视平台生态边界治理，设定数字资本参与红线，鼓励和引导平台资本流向正确领域。通过设立数字资本活动的动态负面清单，明确划分媒体舆论、教育、互联网金融等红线领域，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利益回避制度，审慎派发平台准入资格证。此外，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计划，建立健全税收优惠、信贷支持、行政事业性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一方面，重点鼓励平台进入政府重点发展领域，如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低碳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任务，都与数字化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平台生态的杠杆效应加速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驱动平台离开国内舒适区，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业务的专业化、实体化和全球化水平。通过跨平台的技术交流与技术共享，加强技术积淀，推动“试探创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s）和“探索创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两类数据驱动型创新^[95]，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元宇宙等事关前沿科技的技术和产业生态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参考文献：

[1]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21-10-20(1).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3] 欧阳日辉.“数实融合”的理论机理、典型事实与政策建议[J]. 改革与战略,2022(5):1-23.

[4]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EB/OL].(2023-11-03)[2023-11-05].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srxxgcxjpjjsx/xjpjjsxjyqk/202311/t20231103_1361765.html.

[5] 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改革,2019(11):40-51.

[6] 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12): 62-81.

[7] 李强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N].人民日报,2023-07-13(1).

[8] 许恒.平台经济:市场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3:27-29.

[9] 张宝建,薄香芳,陈劲,等.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价值生成逻辑[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11):1-9.

[10] 陈衍泰,陈嵩,厉婧.数字经济下平台生态系统负责任创新研究:基于中小企业视角[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61-369.

[11] 钟琦,杨雪帆,吴志樵.平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研究述评[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2):421-430.

[12] 焦豪.数字平台生态观: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理论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7):122-141.

[13] 欧阳日辉,龚伟.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与路径[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0-22.

[14] ALTMAN E J, TUSHMA M L. Platforms, Open/User Innovation, and Ecosystems: A Strategic Leadership Perspective[M]//FURMAN J, GAWER A, SLIVERMAN B S, et al.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Pl-atforms: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37. West Yorkshire: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Leeds, 2017:177-207.

[15] TIWANA A, KONSYNSKI B, BUSH A A. Research Ommentary-Platform Evolution: Coevolution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4):675-687.

[16] RAYPORT J F, SVIOKLA J J. Exploiting the Virual Value Chai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5(9):75-99.

[17] 胡滨,杨涛,程炼,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征与监管[J].金融评论,2021(3):101-122.

[18] 杨蕙馨,宁萍.平台边界选择与平台生态治理[J].社会科学辑刊,2021(5):135-144.

[19] EISENMANN T R, PARKER G, VAN ALSTYNE M. Platform Envelop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1(12):1270-1285.

[20] 吴义爽,朱学才.生态位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研究:抖音和快手的比较案例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45-156.

[21] 于超,许晖,王亚君.生态“树”源:平台生态系统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卡奥斯与科大讯飞平台的双案例对比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23(3):15-29.

[22]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8-55.

[23] 方译翎,曹麒麟,丁蕊.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分析:基于S-D logic价值创造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 2020(15):77-81.

[24] 吴湛微,孙欣睿,萧若薇.当开放数据遇到开源生态:开放政府数据平台建设模式比较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8(5):82-90.

[25]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3):75-86.

[26] CENNAMO C. Competing in Digital Markets: A Platform-Based Perspectiv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9(7):325-346.

[27] LEVINE S S, PRIETUIA M J. Open ColLaboration for Innovation: Principles and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4(5):1414-1433.

[28] 郑英隆.平台价值共创与生态治理模式研究[J].公共治理研究,2021(5):92-98.

[29] 侯宏.从平台领导到生态共演:产业互联网的制度视角[J].清华管理评论,2019(12):94-103.

[30] 霍兰,周晓牧.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256.

[31] TAEUSCHER K, HANNES R.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in Platform Markets: Leveraging Complementors as Legitimacy Buffer[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21(2):435-461.

[32] 吴群,程浩.平台型电商企业物流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19(12):199-207.

[33] 张镒,刘人怀,陈海权.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平台领导力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3):28-38.

[34] 袁宇,张嵩,卢宝周.制造业创业平台动态演化及治理机制:边界资源调优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1(11):103-116.

[35] 张镒,刘人怀.互补性资产、平台领导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环境复杂性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20(10):158-169.

[36] 肖红军,李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J].管理世界,2019(4):120-144.

[37] WANG R D, MILLER C D. Complementors' Engagement in An Ecosystem: A Study of Publishers' E-Book Offerings on Amazon Kindl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0(1):3-26.

[38] 王节祥,陈威如,江诗松,等.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战略:互补与依赖关系的解耦[J].管理世界,2021(2):126-147.

[39] 陈春花,朱丽,刘超,等.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1):68-83.

[40] 姜奇平.数字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定性、定量两种分析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2020(11):13-21.

[41] ROCHET J C, TIROLE 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3):645-667.

[42] EISENMANN T, PARKER G, VAN ALSTYNE M. Strategies for Two-Sided Market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10):92-101.

[43] 陈威如,王节祥.依附式升级: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J].管理世界, 2021(10):195-214.

[44]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6-7):493-520．

[45] 张瑞敏,姜奇平,胡国栋.基于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用户乘数与价值管理研究[J].管理学报,2018(9):1265-1274.

[46] XIONG X, GUO M, YANG T, et al. Model of Sharing Information in Supply Chain Network based on Metcalfe's Law[C]. 重庆环球联合科学技术研究院. Joint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onference, 2018:126-130.

[47] 王节祥,刘永贲,陈威如.平台企业如何激发生态互补者创新[J].清华管理评论,2021(5):88-94.

[48] 侯宏.从消费互联网寡头格局迈向产业互联网生态共同体[J].清华管理评论,2019(4):72-83.

[49] 李佳,王宏起,李玥,等.大数据时代区域创新服务平台间科技资源共享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J].情报科学,2018(1):38-44.

[50] IANSITI M, LEVIEN R. Strategy as Ecolog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4(3): 68-78.

[51] LI Y R. The Technological Roadmap of Cisco's Business Ecosystem[J]. Technovation, 2009(5):379-386.

[52] 余东华,李云汉.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创新:以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为例[J].改革,2021(7):24-43.

[5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城乡数字包容发展研究报告[EB/OL].(2021-12-30)[2023-10-18].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112/P020211230512713689761.pdf.

[54]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2021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EB/OL].(2021-09-10)[2023-10-18].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9/t20210910_6376200.htm.

[55] 杨俊峰. 农产品站上了电商“C位”[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02-13(8).

[56] “大山雀”飞入中国农民丰收节:数字金融成土特产发展新工具[EB/OL].(2023-09-24)[2023-10-18].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924/09/21574872_1097678453.shtml.

[57] 黄远来.袋装柳州螺蛳粉2022年包裹量再破1亿件 居于全国农特产品前列[N].南国今报,2023-02-13(2).

[58] 2022年全国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突破5000亿元[N].农业科技报,2023-02-02(8).

[59] HOPE创新生态平台.海尔HOPE平台引入用户场景,卡萨帝名厨烤箱让人人变大厨[EB/OL].(2021-07-09)[2023-10-18].http://hope.haier.com/?p=5350.

[60]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第二届两化融合暨数字化转型大会成果发布之三:2021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指数(IIP27)报告[EB/OL].(2021-10-15)[2023-10-18].http://cics-cert.org.cn/web_root/webpage/articlecontent_101001_1451009154645757953.html.

[6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中国“IPv6+”产业生态的价值、战略和政策研究[EB/OL].(2022-01-10)[2023-10-18].https://www.doc88.com/p-11461739215646.html.

[62]火币研究院.全球区块链产业全景与趋势:2020—2021年度报告[EB/OL].(2021-02-06)[2023-10-18].http://f.sinaimg.cn/client/9b213f90/20210207/HuoBiYanJiuYuanQuanQiuQuKuaiLianChanYeQuanJingYuQuShi.pdf.

[63]张伟.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数字化转型渐入佳境[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22-05-03(3).

[64]美团点评陈荣凯:让劳动者与数字化时代同行[EB/OL].(2020-12-12)[2023-10-18].https://www.sohu.com/a/437809056_120054577.

[65]程安.上班带娃两不误!鼓励企业设立“妈妈岗”车间、生产线[N].南方都市报,2023-08-31(A6).

[66]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EB/OL].(2021-02-22)[2023-10-18].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102/P020210222307942136007.pdf.

[67]美团大学正式成立 宣布“十年千校一亿人”发展目标[EB/OL].(2019-10-16)[2023-10-18].http://edu.sina.com.cn/bschool/2019-10-18/doc-iicezuev2550385.shtml.

[68]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EB/OL].(2023-02-23)[2023-10-23].http://www.sic.gov.cn/sic/93/552/557/0223/10741.pdf.

[69]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实时互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EB/OL].(2022-06-14)[2023-10-18].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206/P020220614564340133801.pdf.

[70] 2023—2024年中国视频会议行业发展及用户分析研究报告[EB/OL].(2023-07-07)[2023-10-18].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1850460740/6e4bca44019010jmc.

[71]网经社:《2022年度中国数字教育市场数据报告》发布[EB/OL].(2023-03-27)[2023-10-18].http://www.100ec.cn/deta-tail--6625670.html.

[72]2023年中国直播电商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EB/OL].(2023-08-11)[2023-10-18].https://business.sohu.com/a/710023001_121773895.

[73]2022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 同比增长6.7%[EB/OL].(2023-05-11)[2023-10-18].http://www.100ec.cn/detail--6627466.html.

[74]北京大学CCAP食物消费课题组.下午茶数字经济蓝皮书:2021[EB/OL]. (2021-08-23)[2023-10-18].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7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图谱研究报告:2021年[EB/OL].(2021-12-29)[2023-10-18].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112/P020211229521169407866.pdf.

[76] IDC.IDC全球增强与虚拟现实支出指南[EB/OL].(2020-11-04)[2023-10-18].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6985320.

[77] 陈斯.线上虚拟试衣间 命运能否反转？[N].北京青年报,2021-04-26(B4).

[78] 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科技创新路径与应用研究报告:2021[EB/OL].(2022-04-19)[2023-10-18].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79] 周亚波.快手“特效生态扶持计划”的需求与方法[EB/OL].(2021-05-05)[2023-10-18].https://www.sohu.com/a/464695752_524286.

[80] 快手用户规模再创新高 2023年三季度平均DAU达3.87亿[EB/OL].(2023-11-21)[2023-11-22].https://www.dsb.cn/news-flash/128783.html.

[81] 财经网.哔哩哔哩2021年Q4及全年财报:全年营收194亿元,同比增长62%[EB/OL].(2022-03-03)[2023-10-18].http://tech.caijing.com.cn/20220303/4843781.shtml.

[82] 2022年抖音平台知识创作者数量突破50万 万粉以上创作者增幅超90%[EB/OL].(2023-01-06)[2023-10-22].https://www.chinaz.com/2023/0106/1485977.shtml.

[83] 2023数字文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现状分析[EB/OL].(2023-03-29)[2023-10-22].https://www.chinairn.com/hyzx/20230329/175045917.shtml. [84] 腾讯研究院,IDC.数实共生:未来经济白皮书2021[EB/OL].(2021-01-20)[2023-10-18].https://aimg8.dlssyht.cn/u/551001/ueditor/file/276/551001/1618218866175746.pdf.

[85] 阿里新服务研究中心.区块链技术与餐饮数字藏品发展趋势报告[EB/OL].(2022-04-19)[2023-10-18].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86] 艾媒产业升级研究中心.2021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发展现状及市场调研分析报告[EB/OL].(2021-04-02)[2023-10-18].https://www.iimedia.cn/c400/77814.html.

[87] 陈兵,林思宇.“数据+算法”双轮驱动下互联网平台生态型垄断的规制[J].知识产权,2021(8):43-64.

[88] 魏小雨.互联网平台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的生态化治理模式[J].电子政务,2021(10):105-115.

[89] 李成.人工智能歧视的法律治理[J].中国法学,2021(2):127-147.

[90] 黄尹旭,杨东.超越传统市场力量:超级平台何以垄断?:社交平台的垄断源泉[J].社会科学,2021(9):100-108.

[91] DE LAMO D. Assessing “Killer Acquisitions”: An Assets and Capabilities-Based View of the Start-Up[J]. Antitrust Chronicle, 2020(2):51-59.

[92] 陈永伟.扼杀式并购:争议和对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2(1):11-22.

[93] 唐经伦.新时代中国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执法的成就、挑战及应对:2018中国竞争政策论坛综述[J].竞争政策研究, 2018(4):15-29.

[94] 王志杰.算法歧视下的普惠金融监管:基于算法歧视与普惠金融风险的耦合性[J].福建金融,2020(6):21-27.

[95] 李勇坚,刘奕.数字经济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新动能[J].中国发展观察,2021(18):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