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侯宏：剑桥大学制造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入学前在TMT领域具有十年战略研究经验。
产业互联网致力于用数字化技术提升产业效率。效率有局部效率和全局效率之分。尽管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产业局部效率提升屡见不鲜，产业全局效率提升的案例尚不多见。通常，障碍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制度是主体行事所遵循的规范和游戏规则，一旦形成便相对稳定。数字化创新的实施通常需要新制度安排，而新旧制度冲突可能导致技术上可行的创新无法在商业上落地。按熊彼特定义，企业家并非第一时间发明新技术或点子的人，而是把这个点子商用从而引发技术扩散和经济影响的人。那么，如何处理数字化创新面临的制度冲突，形成便于创新渗透的制度安排，便成了产业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方面。
然而，在过去十多年的消费互联网发展史上，制度视角是缺位的。消费互联网创新要么完全依托数字世界，要么致力于激活增量要素，受存量的约束较弱。与此相反，产业互联网创新致力于激活存量要素、融合实体与数字要素，无法脱离存量要素所有者（即传统企业）创造价值。因此，消费互联网多谈颠覆，而产业互联网多谈赋能。然而，赋能一词所暗示的优越感以及赋能者-被赋能者的两分世界观，也许具有误导性。一切都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想颠覆的，却可能是最终需要仰仗的；想赋能别人，却可能高估了自己被需要的程度。进而，我们提倡协同演进的世界观——赋能者与被赋能者、新制度与旧制度，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对等协同演进——生态由此浮现。
新的世界观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本文提供了一套针对产业互联网复杂环境的生态构建理论。该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基于制度视角，把产业互联网生态构建过程刻画为制度倡议、制度融合和制度深化等三个阶段。下半部分围绕多平台组合与复杂网络效应两个核心概念展开深入探讨，剖析其内在机理和战略启示。前者强调演化，后者强调设计，两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战略启示。为便于理解，以上理论构建过程以京东新通路推动快消品行业转型的实践（2016-2018）为实例。
1、产业互联网生态构建三阶段
互联网背景下兴起的平台思维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环境的复杂性如制度。经典平台文献的经验依据主要源于视频游戏、PC和移动应用等2C产业。平台领导，指在给定的多边依赖结构下，平台企业综合利用技术、价格、规则、组织等多种杠杆推动平台生态快速发展，最终成为行业领导者的过程。这些文献为平台发展和平台竞争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比如管理平台的多边客户、制定平台准入、价格策略等。
生态理论进一步关注到生态与更广袤的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的协同演化。平台是一种特定的生态架构，平台生态是一种特定的生态类型。然而，一般生态理论（与平台生态理论相对）不假设某个天然合理的生态架构，而认为其从新旧制度、新旧主体的协同演进中涌现出来。平台领导从平台出发向外扩展，重在处理生态内部的关系。然而，由于产业互联网环境的复杂性远高于消费互联网，我们认为生态构建需要从外部环境为出发向内收敛，处理好生态架构与环境复杂性之间的适配性。
从制度视角来看，生态共演可分为制度倡议、制度融合和制度深化等三个阶段。平台推出通常意味着某种不同于传统的分工方式或制度逻辑。这一阶段称为制度倡议。在产业互联网，新逻辑通常需要传统玩家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而这必然面临旧制度阻力。创新的落地需要新旧制度之间形成某种平衡，既发挥新要素潜力，又顾及旧要素积极性。这个探索、博弈和妥协的阶段我们称为制度融合。融合后的制度得到广泛认可，则进入我们称为制度深化的第三阶段。如果说制度融合阶段确立了基本的生态架构，制度深化则集中释放制度红利，使得新制度真正确立、产业转型上台阶。
京东新通路的发展历程（图1）基本符合这一理论逻辑。
制度倡议-在幅员广阔的中国，50%的快速消费品通过600万家左右的夫妻店完成销售。这意味着品牌商需要维护一个数百个分销商和经销商组成的网络，才能使其产品抵达零售末梢。有鉴于此，新通路于2016年初上线了一站式B2B订货平台京东掌柜宝。成立初期，掌柜宝意欲建立去中介化的制度逻辑，帮助品牌商实现商品直达末梢。然而，正如制度视角所预测，这种新逻辑很难快速得到广泛认同。
制度融合-17年以来的一系列努力体现了新通路融合新旧制度的努力。4月，新通路对外宣布京东便利店计划，改变了仅居中做平台的思路，加入了B2B2C的要素。更重要的是，18年初推出联合仓模式，对本地经销商开放，将原本的颠覆对象转化为团结对象。结果，在新通路生态中，几乎所有的原产业参与者都能找到自身的位置，贡献了自身的资源，获取了对应的收益。融合需要妥协，但不是无原则地遵从旧制度。在后文分析将看到，原有产业成员在新通路生态中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新角色。去中介化也不是完全不可行。比如，17年推出的行者动销平台便实现了动销资源流转的去中介化。结果，新通路业务进展显著。18年掌柜宝用户超过100万，活跃用户是17年的3.5倍，成为低线市场渗透率最高的B2B平台。
制度深化-制度融合奠定了合理的生态架构，但需要经过持续运营来释放制度红利，并寻求进一步演化的机遇。这一阶段相当关键，因为它决定着上一阶段建立的制度能否在制度竞争中稳固下来，成为真正的行业惯例。这一阶段的关键规律是：地位稳固的制度都具有某种网络效应，即生态成员发现按照该制度安排行事可以享有某种收益递增机制——越多成员认可、遵循该安排，生态的协作效率就越高，而成员就越受益。按照京东新通路自己的说法，2018年是试验年，2019年是实践年，其实践结果值得期待。
制度倡议、制度融合到制度深化可能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路径。从制度视角来看，产业互联网化是传统行业的“再制度化”，是制度创新的落地过程。由于制度的外生性，我们提倡用协同演进的生态思维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平台思维去把握这一动态过程。产业互联网生态构建的精髓正在于，生态主一方面需要尊重传统产业已建立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发挥数字化红利，逐步建立新制度。掌握这种艺术的门槛较高，但复杂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不得不然。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制度融合与制度深化的过程机理。
2、制度融合与生态共演
生态之所以是生态，在于一群异质性主体基于某个共同愿景在某种共有制度的协调下开展价值共创。因此，构建生态的过程也就是确立共有制度的过程。由于产业互联网离不开传统玩家参与，这个共有制度是新旧制度逻辑融合的产物，从生态共演中涌现出来。那么，哪些要素参与共同演化呢？它们之间又存在何种互动机制呢？我们研究认为：生态共演是在生态主的协调下，一群异质性主体以环境为约束、价值为牵引、平台为手段寻求多主体、多资源全局优化的动态过程，如图2所示。
生态共演以环境为约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任务环境。制度环境指的是在过去形成的惯例、逻辑、规则对主体行为的约束，而任务环境是指完成一个特定任务、创造一个特定价值需考虑的需求、供给等方面的资源依赖性。以新通路为例，制度复杂性主要是指倡议的去中介化制度与根深蒂固的多级分销制度之间的潜在冲突，任务复杂性主要是指交付一次让夫妻店满足的订货体验，不仅要求掌柜宝平台上能够提供丰富的物美价廉的货源，还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配送，甚至需要帮助店主完成上货、运营和动销的相关服务。生态主期待灵活高效地调用恰当的资源，而环境约束则体现为制度复杂性对资源流动性的束缚和任务复杂性对资源协调能力的挑战。
生态共演以价值为牵引。如果说制度与任务环境是生态构建的约束条件，多重价值就是生态构建的目标函数。制度若不能提升主体的资产回报率和资源利用率，该主体就会游离于生态，不情愿在该生态注册相应的资源。强调多重，是指好的制度安排应寻求多主体、多资源的全面价值提升。也就是说，制度设计需要具备整体性。比如，新通路生态后期一方面吸收经销商的本地运力和代理的商品以优化夫妻小店的订货体验，另一方面帮助经销商代理更多品牌、获得更多的下游生意。这种安排，不仅是利用经销商来解决本地送货，更是考虑经销商的价值诉求，提升其资源利用率。比如，经销商代理的品牌品类通常具有季节性，某些月份生意很好有些月份却很闲。通过加入新通路生态，经销商可以获得一些互补性生意，从而使其车辆、人员、仓库等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这一安排使得经销商踊跃加入新通路联合仓模式。
生态共演以多主体、多资源全局优化为途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确定后，需要明确参与求解的变量。生态涉及多种异质性主体。实际上，把哪些主体吸纳进生态、利用其何种资源或赋予其何种角色，都难以事先给定。比如，在新通路的案例中，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物流资源就由物流公司（如京东物流）提供，或产品资源仅由品牌商掌握。实际上，大型品牌商通常自有车队，而分销商、经销商也都有各自地域范围内的配送能力。类似地，产品资源/库存分布在分销商、经销商乃至零售店，相互制约。这种格局为多主体多资源的全局优化创造了空间。比如，对京东自有物流资源和社会化物流资源的整体分配，就比单独优化京东物流更高效地满足小店需求。新通路面向多品类多品牌的地勤团队与各品牌自有地面团队相结合，在为小店提供动销督导和运营指导方面就出现了优化空间，能够为品牌商提升销售的同时还能节省大量人力。对商品、动销、交付等互补性资源的综合优化，就比仅仅优化商品资源要更能提升小店订货体验。
生态共演以平台为手段。上述优化很大程度是通过平台实现的。平台的基本功用是整合分散资源、促进多方互动。以新通路生态为例，掌柜宝促进了品牌商、经销商与夫妻店以货品资源为核心的互动、联合仓整合了经销商的分散物流资源、行者动销平台促进了品牌商与夫妻店以营销资源为核心的互动，分别承载了新通路生态中与货品资源、物流资源、营销资源相关的制度设计。京东便利店项目一方面促进了小店与消费者以商流资源为核心的互动，一方面强化了小店与各类供应商以商品服务等资源为核心的互动。这些平台既是资源集线器也是资源分发器，复杂生态网络通常需要在不同的位置安装该装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手段并非唯一手段。比如，新通路自建地勤团队，通过零售专业知识创造价值。地勤团队全部是新通路的员工，相较于“合伙人”的机制，团队更加稳定，从而保证了服务能力和专业的传承。
最终，制度融合在生态共演中实现，体现为多平台支撑的生态架构。平台定义的各方角色和平台的治理规则构成了某种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说，平台成了制度融合的微观基础，而多平台组合代表着融合后的制度。演化朝多平台的方向进行，在于多平台安排能更好地应对任务复杂性和制度复杂性。一方面，完成一项任务需协调多种资源，而不同类型资源对平台管理、调度、匹配等功能的要求差异很大，须由不同平台承载。另一方面，生态成员需要足够强的激励以克服旧有制度的束缚，而多平台共同作用于某个主体的多种诉求所呈现的综合激励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平台，可采取不同的平台治理策略并灵活组合，有利于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降低负的网络效应。生态是有结构的，哪些平台对哪些成员以何种方式开放是有讲究的。比如，新通路呈现的生态结构中，掌柜宝是不对消费者开放的，行者动销平台是不对经销商开放的。这些，都属于与环境复杂性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3、制度深化与网络效应
制度深化是制度融合后释放制度红利进而真正确立该制度的过程。制度安排若提高了某成员的资产回报率，则该主体对生态的附属性将提升；制度安排若提高了某种资源的资源利用率，则主体将更乐意将该资源注册到该生态。随着附属成员和注册资源的增多，生态优化的空间将得到增加，进一步提升潜在回报率和利用率，从而提升对外部资源和主体的吸引力。这种正反馈令人期待，也是制度得以深化的关键。
这也是一种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一种边际报酬递增机制。在这里，收益指的是制度协调价值创造的效率相对于基准值的水平，递增是指生态参与者和生态资源越丰富、越多元，上述收益的值就越高。过去二十年，数字化空间的“即时反馈”为网络效应创造了一个衰减较低的环境，使其得以以较纯粹的形式展现出来，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科玉律。然而，随着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切换，实体世界的“噪音”开始“发飙”，传统意义上的网络效应有失去用武之地之虞[1]。因此，我们用来刻画制度深化的网络效应，在实现机制上与流行于消费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具有显著的不同。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通过战略与技术相配合，生态主仍有可能在产业互联网受益于网络效应，而这也是传统产业效率优化的关键原因。战略和技术实践分别致力于创造跨平台网络效应和技术网络效应。由于这两种网络效应都没有得到传统网络效应理论的重视，我们把两者的有机结合称为复杂网络效应，以区分消费互联网时代的简单网络效应。
制度深化的结构：跨平台网络效应
单平台创造跨边网络效应，而多平台创造跨平台网络效应。以新通路为例，图3中虚线是通行的网络效应表示方法，示意经销商与小店之间，品牌厂商与小店之间，在规模上相互促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用实线表示资源属性：
更多经销商能吸引更多小店，是因为联合仓整合了经销商的产品资源和服务资源，经由掌柜宝释放出去，有效促进经销商与小店之间的互动。
更多品牌商能吸引更多的小店，不仅因为更多的产品资源通过掌柜宝平台提供给小店，更因为配套的动销资源通过行者动销平台直接抵达小店，有效促进品牌商与小店之间的互动。
增长的小店数量（包括京东便利店和一般小店）则带来更多客户资源。
可见，多平台协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体现为节点规模的增长，更体现在多种互补性资源的积累。换说，如果不是多平台协调促进了多种互补资源的配置和积累，生态成员不可能感受到价值正反馈，其规模也不可能实现网络效应所预测的增长。
我们把这种多平台协作创造的网络效应称为跨平台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概念重视网络节点的规模，却忽略了节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体）面临的制度复杂性和任务复杂性，重视两边群体数量的正反馈，却忽略了网络里流动的资源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针对这一不足，跨平台网络效应捕捉到了价值创造需要多种互补性资源支撑的特征（即任务的复杂性），以及整合这些资源所需克服的制度复杂性。
跨平台网络效应的出现, 标志着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架构的确立。新通路经过2016-2018年的摸索，已经跑通了模式，渐入佳境。也就是说，一旦度过制度融合阶段，得益于制度安排，生态会自发享有某种正反馈作用，加速释放制度红利。但是，这种正反馈由于存在于实体世界，其强度仍然相对较弱。因此，在生态竞速格局下，需要重视另一重网络效应：技术网络效应。
制度深化的速度：技术网络效应
互动是网络效应显现的前提。然而，受制于实体经济的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的互动成本，节点间的互动变得迟缓、低频。我们认为，这一导致网络效应弱化的关键障碍，可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加以缓解。
产业互联网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实体世界全息映射到数字世界；产业互联网提升产业效率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把实体世界的高成本事务映射到数字世界进行低成本处理，再反馈到实体世界。经由这一过程，“互动”这一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忽然”变得奢侈的事务，可能更具效率。这是因为，技术可以更有效地获得全局信息，并从中低成本地提取互动机遇。
如图4所示，生态主掌握全局信息，而生态成员只掌握局部信息。一旦建立实体资产与信息资产之间的映射，得益于信息资产的非竞争性，生态主便能在不具有实体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掌握其对应信息资产。随后，来自分散实体资产和多元主体的信息可整合为全局信息，经过场景化的应用分析，向多主体输出价值。
所谓全局，与前述全局优化的提法一致，至少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同类主体的全局，比如目标消费者或零售终端在一个区域内的分布状况；二是同类资源的全局，比如库存在品牌商、经销商、零售商和京东自身的分布；三是互补资源的全局，比如某个区域的指定货品、可配置的物流资源、营销资源、客流资源等。
一个例子是，新通路依托消费者全局购买数据为社区便利店提供进货建议。线上购买数据依托于JD.com，线下购买数据则依托于掌柜宝和京东为店主开发的智能门店管理系统掌柜管家。掌柜管家作为POS系统软件，其价值在于全面搜集所有商品交易数据，而不限于通过掌柜宝进货的那些商品。店主已经逐步意识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网络效应：一个店主安装POS机不是孤立行为，而意味着加入一个互利网络。某店主加入网络意味着其他店主可能因此得到更丰富、精准的选品建议，而这一网络价值的提升会吸引更多店主加入该网络，反过来，该店主也将从中获益。这一互利效应，如果不诉诸于数据和数据分析，如果没有京东新通路的居中协调，靠线下传播互动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这种网络效应是在数字空间依靠技术创造的互动实现的。
全局信息构成的是实体世界（主网络）的影子网络。如图5中央的网络所示，白色方框代表的节点，既有其实体对象，又有其数据对象，数据是实体的“影子”。由灰线表示的影子网络，在数字世界里可以低成本充分互动，通过算法和模拟穷尽一切组合，因而具有更强的网络效应，符合梅特卡夫定律的理想描述。
主网络的互动性是这样得到提升的：如果不考虑影子网络效应，较高的互动成本将主网络效应限制在图中绿色实线所示部分。考虑影子网络效应，蓝色虚线所示的链接将在数字世界被识别出来，然后反馈给主网络，其互动效率得到优化。
影子网络是便于理解的提法，实际上数据并不必然派生于参与真实互动的实体。越来越多的产业互联网应用开始诉诸跨行业数据。比如，在分配物流资源时算法也许会考虑天气和地理环境数据，但并不意味着天气会参与实体世界的互动，我们也无需把天地纳入生态，而是直接对接数据资源即可。这个简单的例子表明，数据生态与业务生态可能相对独立。业务生态的网络效应需要建立在参与者的自发互动上（如买卖、社交等）之上，而在数字生态，算法可以创造、探索全新的数据节点和因果依赖性。这种源于但超越业务生态的数据生态，为业务生态提供源源不断地“负熵”，促使其进化。
鉴于提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简单网络效应并未充分考虑技术的重要性，我们单独定义技术网络效应，强调数字世界利用数据技术创造高效互动的便利。值得指出的是，领域知识对技术网络效应的运作至关重要，领域知识缓慢的扩散速度是产业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关键障碍，技术网络效则是克服这一障碍的加速器。
理解产业互联网的钥匙：复杂网络效应
复杂网络效应是跨平台网络效应和技术网络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跨平台网络效应表达了对传统产业价值创造逻辑的尊重，反映了制度融合的成果。在这一制度下，技术网络效应借助数据生态体现出来，提升各类互补资源在生态中积聚的速度。对应的数据资产进一步扩充，又反过来支持技术网络效应的扩张。这种逻辑（图5）兼顾了产业互联网的实体约束和数字世界的优越性。跨平台网络效应代表着制度融合带来的结构效率，随着结构效率的释放，数据渐渐积累，技术网络效应将开启第二条深化曲线，代表着技术效率,最大程度释放制度红利。
上述机制，是简单网络效应的“这边越多，那边越多”逻辑远未能表达的。从理论上说，跨平台网络效应强调资源积聚而不仅仅是节点的规模，而技术网络效应强调数据技术在数字空间创造互动的便利，恰恰弥补了经典网络效应理论所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复杂网络效应（图6）一方面继承了网络效应的基本原理，但另一方面可能是理解产业互联网更恰当的思维钥匙。
由此可见，成功的产业互联网企业未来需要坚持双轮驱动。一方面坚持战略驱动，找到与环境复杂性相契合的多平台组合架构，进而实现网络效应；另一方面坚持技术驱动，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网络效应的强度和速度。
4、小结
产业互联网的制度视角有两重含义。一方面，生态本身是一个成员共同遵守、维护的制度域。该制度域规定了不同生态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利益交换机制。另一方面，生态的构建离不开与既存制度的协同演化。由于主体都惯于按原有制度逻辑行事，上述制度域的形成离不开新的制度逻辑与各主体原有制度逻辑的融合适配。也就是说，制度既内生于生态，也外生于生态。生态思维不以平台架构成立为出发点，而强调内外部制度在共演中融合和深化，最终才确立某种生态架构。制度融合的标志是跨平台网络效应, 而制度深化引擎是技术网络效应。最终，跨平台网络效应和技术网络效应共同推进产业效率提升，而其叠加构成的复杂网络效应，也成为了理解产业互联网生态的钥匙。
[1]我们已另文阐明，需清晰地区分网络效应与网络效应的土壤。网络效应的神话大都建立在消费互联网的纯数字化土壤上，在产业互联网行将褪色。参见《从消费互联网寡头垄断到产业互联网生态共同体》，刊发《清华管理评论》2019年3月刊，《新华文摘》2019年15期全文转载
本文为无图版，图见《清华管理评论》2019年12月刊
图1：京东新通路生态结构演化2016-2018
图2：生态共演闭环
图3：跨平台网络效应驱动互补资源汇聚于生态
图4：技术网络效应的全局视野
图5：技术网络效应与跨平台网络效应的相互影响
图6：双轮驱动从简单网络效应到复杂网络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