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Geraci, A., Nardotto, M., Reggiani, T., & Sabatini, F. (2018). Broadband Internet and Social Capital.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1855.
译者：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19级本科生 朱凯成
核稿：张文韬 高岚
一、引言
社会资本是一个源自于社会学的概念，指“能够促进个体间协调彼此行动来提高实现共同目标的效率的行为特征，如社交网络、社会规范、公民参与、信任等”（Putnam et al.,1995）。大量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一系列经济社会行为，例如信贷支持获取、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创业、组织管理、政治参与和经济增长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有国外学者指出，近年来人们的社会资本水平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主要的原因在于：（1）随着工作灵活性和通勤时间的增加，人们可用于社交的时间减少了；（2）人口的流动性加强，难以维持稳固的社会联系；（3）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会挤出传统的线下交流互动。
鉴于互联网快速普及的背景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成果中的重要性，研究互联网普及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研究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难点。首先，现有的纵向调查数据中关于互联网开通和使用的信息相当有限。此外，调查数据还存在着内生样本选择和处理分配(treatment assignment)的问题，给因果关系的识别带来了挑战。从遗漏变量的角度看，拥有高速互联网连接和高水平社会资本（例如人际交往和公民参与）可能由一些不可观测的人格特征共同决定。从反向因果的角度看，社交较为活跃的人可能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作为维护和扩展其线下关系的工具。因此，关于互联网在社会资本积累中作用的已有研究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英国的两个数据集研究了高速互联网的引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利用互联网访问质量的外生断点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在某地区宽带网络出现后，公民参与和线下互动的几个指标随着靠近网络节点而开始下降，即高速互联网的出现弱化了社会资本。安慰剂测试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使用面板数据使本文能够确认家庭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与宽带普及之前个人社会资本的变化无关。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利用了互联网接入质量的实际个体差异来识别宽带普及率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此，本文结合了两个数据：我们首先获得了由英国通信管理局提供的电话网拓扑详细地理信息的数据，并将其与1997-2009年英国家庭追踪调查(BHPS)中含有地理编码的个人数据进行匹配，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每个受访家庭与其对应电话网络节点距离的13年面板数据，涵盖了约5000个家庭和10000名受访者。
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本文借鉴了Uphoff(1999)从结构和认知两个层面定义社会资本的做法。在结构层面，我们使用了三类指标：第一类指标反映了个体在业余时间参与的一些文化消费类活动的频率，如观看电影或音乐会等；第二类指标反映了个体的社会联系，如拜访友人、与邻居聊天等；第三类指标则体现了居民的政治或公民参与，例如是否加入了某个政党、专业协会、环保组织等。在认知层面，我们主要关注受访者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本文主要用宽带网络的开通以及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来衡量。
为了识别宽带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了由受访者住所与对应本地交换机之间距离的变化所决定的网络实际连接速度的个体差异。假设宽带的普及导致的高速互联网使用主要取决于家庭住所与本地交换机间的距离，本文估计了一种意向处理效应（intention-to-treat）。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无法获取关于个体实际使用高速互联网的可靠数据，而使用宽带基础设施的信息使我们充分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比较宽带引入前后个体的变化。
本文将 BHPS数据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 所示。 Pre-Internet I 时期包含了1997年至2000年之间的调查，是英国家庭中宽带接入非常少见的时间段。 2001年至2004年处于 Pre-Internet I 时期。与上一时期一样，这一时期宽带接入也相当有限（如2004年宽带普及率不到20%，主要局限于较富裕的大都市）。因此，本文在主要实证分析中将 Pre-Internet II 视为事前处理条件，然后在证伪测试中将其作为事后安慰剂。
最后，2005年至2008年处于 Post-Internet时期，这一阶段宽带互联网开始迅速普及。总之，本文中我们选取了最近的两个时期：Pre-Internet II 时期代表处理前的状态，Post-Internet时期则体现处理后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证伪测试中，本文利用了宽带互联网普及之前的两个时间段：Pre-Internet I时期作为事前安慰剂，而Pre-Internet II时期作为事后安慰剂。
表1 处理期、BHPS 各轮调查和关于社会资本的问题
三、回归模型
由于反映社会资本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均为0-1二值变量，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来估计受访者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即互联网接入的质量，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
it代表了衡量社会资本的不同指标。Distancei×POSTt这一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了个体i在t年所受的(反向)处理强度。其中，Distancei是一个人的住所和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而Post反映了互联网普及不同阶段的差异，如果第t年处于Pre-Internet II时期，则取值为0，如果处于Post-Internet时期，则取值为1。Xit是一组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收入、家庭类型、就业状况、职业类型、年龄和住房所有权等。ηi是个体的固定效应。εit是误差项。
控制个人固定效应对于本文因果关系的估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可观测的(和预先存在的)个人特征可能与互联网使用倾向有内在关联。因此，我们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分离出更为密集的互联网解释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进一步检验了住所与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对于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在这里，Internetit反映了个体互联网使用上的差异，包括家中是否连接有宽带，以及用于上网的时间; Distancei是住所和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 Xit是一组控制控制，与模型（1）类似。ηi是个体的随机效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核心解释变量即住所与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不随时间变化，并且只有最新的一轮调查中包含有关于上网时间的问题。
四、结果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与文化消费
如表2所示，在每组回归中，本文分别报告了主回归（基于Pre-Internet II 和Post-Internet时期样本）和安慰剂检验（基于Pre-Internet I 和Pre-Internet II时期样本）的结果。
结果表明，受访者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越短，互联网访问速度越快，则其花在文化活动上的时间就越少。例如，受访者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每减少（增加）一个标准偏差（约2.12公里），其去电影院的可能性减少（增加）4.95%。同时，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果的可靠性。
表2 互联网对文化休闲活动的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
与上文发现类似，访问高速互联网（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更短）显著地降低了公民参与。当本文不加区分地考虑所有组织时，表3第 (1) 列估计结果表明，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每减少1 个标准偏差，所带来的更快的网络连接速度会导致受访者参与各类社会组织与活动的可能性减少3.6%。
表3 互联网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
表3第 (3) 至 (6) 列分别报告了互联网对 Olson 型组织和 Putnam 型组织参与的影响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居民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度随着网络连接速度的增加（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变短）而降低。对于Olson 型组织，受访者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参与这类组织的可能性增加4%。对于 Putnam类型的组织，估计的影响更大，达到6.8%。
此外，相较于主回归中具有统计显著性且非常稳健的结果，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在列 (2)、(4) 和 (6) 中报告——要小得多，并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进一步支持了结果的可靠性。
接下来本文还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表4侧重于3种不同类型的Olson组织：政党、工会和专业协会。表5侧重于3种类型的 Putnam 组织：环保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童子军组织。在这两个表中，奇数列报告的是主回归的估计值，偶数列报告的则是安慰剂检验的结果。
表4中的结果表明，宽带互联网接入对政党和工会的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每减少（增加）1 个标准偏差，所导致的更快（更慢）的网络连接会导致受访者参与政党和工会的可能性分别减少（增加）12.7%和4.8%。
另一方面，高速互联网的接入并不会显著影响专业协会的参与。可能的解释是，专业协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特定的兴趣和再分配目标，而且相关活动大多发生在协会会员的职业工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闲暇时间。
表4 互联网对参与Olson组织的影响
关于 Putnam 组织，表5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童子军组织的参与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减少（增加）1 个标准差，所导致的更快（更慢）访问互联网会导致参与此类组织的可能性减少（增加）13.8%。同时，结果还表明宽带互联网接入对志愿服务组织的参与也有一定负向影响。
表5 互联网对参与Putnam组织的影响
（三）互联网使用、社会互动与信任
表6汇报的结果显示，宽带互联网的使用对于拜访友人的频率、与邻居聊天的习惯以及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均无显著影响。尽管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会挤出人们和亲友之间的传统交往，更多最近的研究则表明，得益于社交网站的发展，高速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成为一种维持和发展社交关系的工具，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表6 互联网对社会互动和信任的影响
（四）距离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本文的结果证实，家庭住所与本地交换机的距离和宽带接入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见图1）。
图1 互联网接入和住所与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
如表7所示，住所与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显著地减少了家庭使用宽带网络的可能性以及日常上网时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与互联网设施之间的距离对网络连接的质量和可靠性、互联网供应商的运行成本，进而可能是宽带服务的可得性的影响，很可能是影响居民宽带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因素。
表7 住所与本地交换机之间的距离对使用宽带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基于英国家庭微观调查面板数据，考察了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可得性对于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线下互动等行为带来的冲击。本文没有发现宽带互联网使用影响线下人际交往的证据。但另一方面，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使人们减少了线下文化休闲类的消费行为，同时降低了对于各类社会组织的参与度。随着基于网络社交平台的各类线上组织与活动不断增多，互联网的兴起对于社会资本的复杂影响有待未来更加深入的研究。
Abstract
We study how the diffusion of broadband Internet affects social capital using two data sets from the UK. Our empirical strategy exploits the fact that broadband access has long depended on customers’ position in the voice tele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at was designed in the 1930s. The actual speed of an Internet connection, in fact, rapidly decays with the distance of the dwelling from the specific node of the network serving its area. Merging uniqu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opology of the voice network with geocoded longitudinal data about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we show that access to broadband Internet caus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forms of offline interac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Overall,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roadband penetration substantially crowded out several aspects of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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